“铁本，一家钢铁企业。戴国芳，一位踏实的企业家，成为亿万富翁后依然勤奋、低调、节约，把所有的收入都用于铁本的发展。

　　铁本，在钢铁产业中，是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良好的运营。最后为什么失败？这个很复杂，中央的策略是“国退民进”，但也有“放小抓大”的把控，这个大小是以产业对国家的影响程度来说的，如石油、钢铁这些产业是绝对的大产业，2004年国家宏观调控，戴国芳在不懂形势的情况下把铁本的规模扩大十来倍，还想赶超宝钢，铁本的结局自然是在调控中迅速败亡。

　　对形势的不知情，戴国芳说过自己平日很少读书看报。读书学习不一定就能把握形势，但企业做大了却不能把握形势遇到更多始料未及的危机的概率会更大。形势比人强。”

　　在吴晓波的《大败局2》中，对戴国芳和他用自己身家性命掷下赌注的铁本如此定论。经历五年牢狱之后，戴国芳于2010年7月在响水县沿海经济开发区注册成立了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此后，他神秘得有些异常，不愿再面对公众和媒体，也不接受各个媒体采访，网络上能找到的照片少之又少……。拨开浓雾，还原过去和现在最真实的戴国芳。

　　“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曾经这样说过。卡内基出身贫寒，最终凭借钢铁成为美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首富。

　　铁本公司的戴国芳跟卡内基一样贫寒。12岁辍学谋生，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后来攒钱买了一台压块机，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

　　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能源紧缺一直是困扰着企业的最大瓶颈，也正因如此，钢铁行业成长性一直很好。

　　1984年，戴国芳在自家的老院子挂牌办起了一家名叫三友扎辊厂的炼钢作坊，利用国有企业淘汰下来的机器设备，形成了简单的产业链。之后，又陆续承包了一些濒临倒闭的国有钢厂的车间。

　　1996年戴国芳注册成立了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铁本”之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2000年前后，铁本厂区面积扩大到18公顷，工人1000多名，出售的收益超过1亿元。三年后，铁本的高炉项目建成，戴国芳当着数千工人，面对高炉长跪不起，泪流满面。这一年，铁本全年钢产量猛增到100万吨，出售的收益超过25亿元。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376位，估算资产为2.2亿元。

　　按照这个步伐，戴国芳稳健的经营下去，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可惜的是他在高炉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心里升腾起了一个更大的想法：建一个更大的钢厂。

　　2001年之后，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地增长，各种能源全面紧缺，其中钢铁和电力是最紧俏的两大物资，钢材的价格几乎一天一价的上涨。

　　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全力支持。当时的常州市政府国内生产总值在13个市中只排名第六，急需要一个超大规模的投资来填补这段让当政者难堪的差距。这就为铁本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铁本已是常州市的一个大企业，上缴利税全市第二。所以戴国芳的设想一提出来，当即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市的梦想。

　　刚开始，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后来那样宏大，最初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总投资为10亿左右的新厂，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这是企业来良性发展的一条稳健道路，却不想在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6个月里，项目规模从开始的200多万吨级升到了840万吨级，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近9400亩。工程预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60亿元。

　　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马拉大车”。戴国芳对属下说：“地方政府这么支持，上哪找这么好的机遇？”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于是铁本一下子获得了44亿元的银行授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试水如此大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依规定，投资额在3000万元美元以上的项目就必须报国家发改委审批，铁本项目如果照实上报很难获得通过。

　　中国的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也有不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典型。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无论是常州市政府还是戴国芳本人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一旦几亿元乃至数十亿元投下去，难道还让已经生出来的孩子再塞回娘肚子不成？

　　最终，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14块土地报批申请。而且在一天之内，就获准审批所有的基建项目。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汉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如果铁本项目没有被强行终止，那么常州市的“闯关”就将成为政府部门积极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大胆发展的又一个精彩案例。

　　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行情报价便宜很多。当时他的协议价格为每吨300多元，市场上每吨则在1000元左右，而且这样的价格长期不变。

　　这个时候的戴国芳信心爆棚，他对前来采访的江苏媒体记者说：“铁本要在3年内超过宝钢，5年内追上浦项。”宝钢、浦项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分列全球第五和第三。

　　就在戴国芳豪言要“超宝钢、追浦项”的时候，他的身边其实已经弥漫起了一场漫天大雾。世局如棋，变幻无常。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政治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正真看到太多的过度热情者、视而不见者、公然对抗者、茫然无知者，可是，却很少发现分寸拿捏准确、进退从容有序的人。戴国芳一直到入狱也没有搞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他从来就没问过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放眼当时国内，正有两场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它们的结论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棋局，戴国芳身处变局却毫不知情。

　　第一场大讨论是关于中国非公有制企业的重型化趋势。第二个与此颇有关系的争论是，中国到底是否应该走重型化的道路？这两场大讨论事涉中国经济的成长路径，也对日后评判铁本事件有宏观上的参照意义。

　　2001年，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造成了钢材的全面紧缺，中国全镜再掀炼钢狂潮。到了2002年前后，全国的炼钢企业从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260多家，“散、乱、小”的问题很突出。到了2003年，宏观经济过热，渐成最高决策层的共识。2003年年底，宏观调控的大闸终于拉下。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好【2003】103号文，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小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

　　第二年的2月4日，国务院专门举行了关于严控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电视电话会议。会后，国务院组织了审计署、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部门的人员，组成八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的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

　　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铁本悲剧性地成为2004年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却是由非法用地问题意外引发的。2月初，几个新华社记者在江苏搞调研，看到了铁本新钢厂的工地。9日，一篇题为“三千亩土地未征先用，环保评审未批先行”的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不久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常州。

　　同时，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跳上台面，无疑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3月20日，承受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月底，国务院领导抵达江苏，常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召去汇报铁本项目及其所引发的问题。

　　4月初，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做全面检查。19日，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九部委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向总理汇报查处情况，其定性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

　　戴国芳的家产8万元被查封。这个掌控着上亿资产钢铁帝国的主人，个人资产仅有8万元，不禁让人唏嘘。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是2004年度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人民日报》在题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中指出：“国务院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这一案件涉及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是严格依法行政，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重要举措。”这个社论，将铁本在此次宏观调控中的典型角色表露无遗。铁本事件被认为是本轮调控的分水岭。

　　关于戴国芳和铁本，后续故事是这样的。在因为“涉嫌偷税漏税”的罪名被拘捕后，戴国芳最终获刑5年。但这个罪名，其实又颇具争议，以至于在此后的几年里，许多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媒体，都在围绕对戴国芳的判决，是否“法罪错位”而争论不休。

　　在项目被叫停后，常州多名官员被处分后，铁本的工地上，即将成型的炼钢高炉和基本建成的发电站，在经历了几年无人管理的岁月后，已经几近废铁。

　　更具映衬效果的是，在铁本被严厉处置的几个月后，全国的钢铁行业就开始从调控中复苏，2004年的前10个月，全国累计生产钢材2.7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了24.12%；2005年，全国生产了3.71亿吨钢材，又同比增长了24.1%。

　　到2019年，戴国芳曾经放言要超越的宝钢，已经更名为“中国宝武”，在重组了太钢集团后，它拥有了一亿吨的产能，跻身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商。

　　在一次会议上，中国宝武的董事长陈德荣面对一众高管，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追求亿吨宝武有什么价值？其实，把高管们和陈德荣本人给出的答案加在一起，都没能逃出戴国芳当年心里暗藏的动机——让成本决定利润，让规模决定成本。

　　但此时的戴国芳，已经在成本、利润、规模的钢铁世界里，闯出了另一条新路。2009年，戴国芳重获自由。在一段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二楼的房间里，几乎与世隔绝，与他相熟的记者登门拜访，却未能获见一面。隔着一面墙，戴国芳说：“还是不见了吧，最近就想安静待着，如果要做什么事的话，给你打电话。”

　　对于一个伤透了心的企业家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外。但就在很多人以为戴国芳将就此度过后半生之时，这个和钢铁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却选择了回归。

　　2010年7月，在江苏响水县沿海经济开发区，一家名为德龙镍业有限公司悄然成立，它的创始人，正是戴国芳。

　　戴国芳为德龙选择的方向，不再是传统的钢铁，而是一种名叫铁镍合金的特种钢材。铁镍合金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材料，从内行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经过很深思考的选择。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跨越了经济发展高峰期，传统钢材销量虽然依旧可观，可产能和行业竞争的过剩，让钢铁行业的利润早已不复当年。再加上国家对工业技术和城市建设，也逐渐从对量的追求，过渡到了对质的要求。

　　干了大半生钢铁业的戴国芳，很快便洞悉出其中的变化。在他看来，未来属于高品质，而品质在于对细致划分领域的专攻。所以这一次复出，他将目光瞄向了不锈钢，决定主营10%~15%的高镍铁合金和镍铬合金。一、二期工程分别在2011、2012年投产。

　　在相熟的人看来，那个熟悉的戴国芳，又回来了。在德龙的初创几年里，戴国芳似乎依然保持了旧日本色——绝少享受，钟情技术，整天埋头在车间和办公室里，甚至吃住都在项目工地上。他似乎希望把失去的那五年时间，加倍地夺回来。

　　只用了两年时间，德龙镍业就冲进了国内镍铁行业的龙头阵营，但当戴国芳正准备开启下一步计划时，命运却似乎希望再次和他开个玩笑。

　　2016年12月5日，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通报，精确指出：德龙镍业于2013年实施了年产30万吨镍铁合金扩建项目，违规建设了1台80吨电炉、4台60吨AOD炉及相关配套设施，用于冶炼不锈钢，“违规建设钢铁项目”，德龙镍业又成了业内的负面典型。

　　这甚至在媒体上引发了一番言论——“戴国芳正在复制当年铁本事件的错误”。幸运的是，在经过调查后，德龙得以涉险过关。更幸运的是，在经历了之前的风浪后，戴国芳已经锤炼出更强的定力与更精的眼光，通过由镍铁原料向不锈钢产品的转型，德龙能够得到更高的产业附加值。

　　和过去相比，戴国芳显然已不再盲目追求规模，反而更重视从技术上获得竞争力。近5年来，德龙在技术创新上连续发力，每年的研发费用投入从2017年的2000余万，增加到了2020年的8000多万。

　　这种对于技术的投入，帮助德龙成为了全国唯一一家全产业链不锈钢生产企业，它的巨合冷轧项目，产品精准度可达到0.01毫米，生产的300系不锈钢产品，很快便受到国内外有名的公司的青睐。

　　但更大，也更精妙的构思，藏在戴国芳对德龙的布局里。在对产业的认识上，操持过大盘子的戴国芳，眼光自非寻常人可比。他很准确地看出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将是决定特种钢领域竞争力的关键。

　　因此，德龙又投资了年产300万吨的不锈钢热轧项目，为每座厂配备了专属电厂、港口和码头。从印尼直接进口镍矿，形成了从印尼进口红土镍矿制取镍铁合金，再用镍铁合金生产制取不锈钢的完整产业链条。

　　德龙通过与印度尼西亚的红土镍矿企业合作，直接进口镍铁的原料红土镍矿，通过船运立即进入工厂码头，再通过船运将成品发出。

　　对于不锈钢企业来说，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材料镍产地，控制原材料市场，不仅能通过产业链来降成本，在面对后进入的竞争者时，还可以筑起竞争壁垒。

　　因此，戴国芳斥资300多亿元在印尼建设的项目包含原材料采掘、镍铁冶炼、码头等全产业链设施。为了确认和保证建设成功，他干脆派出了女婿朱明冬，直接坐镇印尼。

　　这是一个完整的构想，在上世纪，日本的新日铁、韩国的浦项，都是通过对海外原材料的控制，奠定了自己的产业地位。

　　有趣的是，在整个印尼项目的两期工程中，戴国芳都选择了与国有企业合作。在经历了当年的铁本事件后，他显然更明白该如何保护自己。

　　2022年9月7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2中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制造业500强、服务业100强榜单。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以1353.8亿营收入围，位列中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第56位；中国制造业非公有制企业500强第31位。

　　这已经是德龙镍业连续三年荣登中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相比于2021中国非公有制企业500强和制造业500强名单，德龙的排名分别提升了45名和22名。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十多年前，戴国芳那句“超越宝钢、赶上浦项”的豪言。如果当时的铁本顺利开建，这一刻，或许会在更早到来。戴国芳和他的铁本，看起来错过了一整个时代。但戴国芳还是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钢铁王国。（部分素材来源于：华商韬略）

　　新华社记者徐寿松在《铁本调查》一书中十分感慨地写道：“同一产业，同一时间，同一省份，铁本和博思格，一土、一洋两家钢铁公司的命运何以相隔生死两重门？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

　　历史可以回头看，戴国芳却再也走不回去了。对于企业家来说，成功的结局会有很多种，而失败的下场则永远只有一个。戴国芳入狱，铁本死去，一个钢铁梦想在飘摇迷离的江南烟雨中化为一道浓烈而不无哀怨的雾气。

　　铁本不是没有罪，这背后错综复杂的层层因由不是读者读几本书可以搞清，甚至也不是从事调查的记者可以搞清，可是，它炼出来的钢是那么硬，而自己却那么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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